15.4　完整的人道主义

世俗国家的基督教概念：这种概念将会是对作为一种中介性的或基础价值的目的（intermediary or infravalent end）的现世秩序之自律的确认。”〔276〕换言之，新基督教世界秩序具有与世俗国家或生活相融合的特征。

第三个特征是“与这种对现世秩序之权威的坚决要求一道的，还有一种对于现世手段和政治手段来说个人的超区域性（extra-territoriality）要求与前一要求相结合着的坚决要求”〔277〕。所谓“个人的超区域性”是指个人对自由、爱、言论表达、婚姻以及法、道德、精神生活的私有生活领域的超越特性。使这些领域与社会国家的公共生活领域相统一，是“新基督教世界秩序”的又一特征。

第四个特征在于以下事实：“即某种本质的平等（parity of essence）（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我说的本质上的平等是意指人在共同的条件下劳动——将成为一切权威关系和现世作用之等级秩序的基础。”〔278〕即人人间的工作平等将成为“新基督教世界秩序”中一切关系的基础。

第五个特征是“基督教文明的目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借助人们的手段在尘世中实现的目的；相反，它将变成通过某种神圣东西的传递而在尘世中实现一种人的使命，我们将它称之为爱。它是通过人的操作甚至是人的工作而得以实现的”〔279〕。即是说，未来理想的“新基督教世界秩序”将不再囿于尘世生活本身的目的，而是通过尘世生活的实际操作与实践而实现的真正人的崇高目的，这便是基督教的爱。它的本质是把人当作目的，而不只是手段。

总之，建立一种多元的世俗生活秩序与神圣秩序相和谐、私人生活领域与公共生活领域相融合、平等、博爱的新生活秩序，是“新基督教世界秩序”之历史性理想的基本特征。在马里坦的心里，这种理想虽尚未实现，但却是可以预期的。它并不意味着任何完美和封闭，而永远是动态发展、面向未来而开放着的。他如此结论道：“由于这种理想属于文化哲学的广阔视域这一基本事实，它所关切的是一种相对未定的将来。但是，它植根于我们自己时代的沃土，因之，从今天起，它就应当实践其动态价值，并应该引导我们行动的取向，即令它的实现尚属遥远的将来，而且也或多或少有所缺陷，或者是在一种为今日所不可预见的崭新历史天幕之上它将让位于另一种具体的理想。”〔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