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　弗莱彻尔的境遇伦理学

“正如善来自人的需要，人来自社会。人格至上论中不存在任何个人主义的东西，境遇伦理学也是如此。单个人不成其为人。价值相对于人，而人则相对于社会，相对于世人。我，是相对于你的我；而你——能够成为一个我——是相对于我的你。”〔37〕

总之，实用主义、相对主义、实证论和人格至上论构成了弗莱彻尔境遇伦理学的四条基本原理或“理论前提”。“如果我们把这些实用原理……糅合在一起，那么，其合成体显然就是行为、存在、多样化事件的形态。境遇伦理学与其他某些伦理学不同，它是决定即做决定的道德，而不是在预定规则的手册中‘查询决定’的道德。这使我想起歌德‘行动在先’的话。J. A. 派克的书名‘根据实际而行动’概括地表达了这一点。境遇伦理学比起东正教会成员和名词性思考来，更合乎《圣经》要求，更重视动词性思考。它不是问‘什么是善’而是问‘如何行善、为谁行善’；不是问‘什么是爱’，而是问‘在特定境遇下如何做可能表示最大爱心的事’。它注重实际（行动），而不是教义（某种原则）。它所关心的是按一定的信仰去行动。它是一种活动，而不是情感，是一种‘活动分子’的道德。”〔38〕从弗莱彻尔的这一概述中不难看出，他的境遇伦理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格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行为主义的综合原理，但它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大拼盘，而毋宁是有其特殊目的和立意的新道德观念系统。这一系统的中心坐标或价值导向是个人人格，价值思考方式是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行为方式则是以道德决断（选择、决定）为主题的道德行为主义，而它所指向的理论目标则是一种反先验原则的经验主义伦理学。所以，弗莱彻尔在顺便谈到良心概念时，还特别强调“良心”的词性应当是动词性的，而非传统伦理所以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名词性概念。良心实质是人的“道德觉悟”，表示着人的一种道德作用，它“不过是指我们创造性地、建设性地、恰当地做决定的意图”〔39〕。所以，良心不单是行为的“检察官”，也是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做道德决定（行动）的指导者。这种“良心”释义是上述实用原理的具体贯彻。

17.2.4　非准则的准则：境遇伦理学的基本命题

依据上述实用原理，弗莱彻尔制定出境遇伦理学的六个基本命题，组成其伦理学的行为准则系统。

命题一：“爱是唯一的永恒善”。其意曰：“只有一样‘东西’是内在善的，这就是爱，此外无他。”〔40〕

这一命题是陈述道德价值本性的。弗莱彻尔认为，“一切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价值’”〔41〕。围绕着价值这一主题产生了各种道德问题，也造成了各种不同的伦理学。中世纪唯实与唯名之争实际上是一场价值之争，前者认为，凡上帝所赞成的即为善，而后者则认为，凡符合上帝（爱）之需要和目的者才为善。境遇伦理学的观点是唯名论的。它主张，唯一具有内在性质的价值只有爱。因为只有以上帝之爱为目的，才能真正导向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原则为中心的道德价值观。马丁·布伯说：“价值永远是对于人的价值，而不是对于什么绝对的独立存在物的价值”，这就是境遇伦理学所主张的。作为一种内在价值，爱只是一种论断、一种形式原则，而不是某种原则存在或价值实体。弗莱彻尔指出，唯有在上帝那里，爱才具有独立存在的实体意义；在人这里，“爱是形式原则，是论断”〔42〕。除爱之外，任何其他价值都是外在的。境遇伦理学反对价值内在论或价值本体论，主张价值外在论。

命题二：“爱是唯一的规范”。其意曰：“基督教决定的主要规范是爱；此外无他。”〔43〕这一命题的基本要求是把一切价值规范都浓缩为爱。爱是唯一的内在价值，也是境遇伦理学的主导规范和唯一原则。境遇伦理学主张以爱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道德律法。弗莱彻尔仔细考察了《圣经》的有关传记（如摩西十诫等），提出唯有使其他规范服务于爱才有意义。基督教伦理学的本质“不是法典化行为的系统方案”，而是爱的精神。爱是唯一主宰性的基督教伦理规范。“境遇伦理学就是要把一切规则、原则和‘德行’（即一切‘普遍法则’）看作爱的仆从和下属，如果它们忘记自己的地位而有僭越之举，那就立即把它们踢出家门。”〔44〕然而，这里的爱乃上帝之爱。上帝之爱不同于普通的“友谊之爱”和“罗曼蒂克之爱”（性爱）。后两者是“选择性的、排他性的和情感性的”，而上帝之爱则是普遍的、意志的或态度性的。“基督爱的有力原则是意志、意向，它是态度，而不是感情。”〔45〕因而它具有更深刻的价值意义和责任性。

命题三：“爱同公正是一码事”。其意曰：“爱同公正是一码事，因为公正就是被分配了的爱，仅此而已。”〔46〕如果说命题一表明了爱的价值特性，命题二规定了爱作为唯一主导规范的地位，那么，命题三则规定了爱的实质内容。弗莱彻尔认为，爱在生活中的实际运用主要表现为爱的公正分配。公正即合理分配的爱。它首先要求人们慎重而富于同情。慎重不是自我中心的爱所要求的那种自我谨慎或小心算计，而是基于世人之爱的同情和积极给予。他说：“爱的恩惠如何在如此众多的受益者中分配？我们每时每刻决不会只有一个邻人。我们又如何热爱公正、如何公正地对待爱？爱和公正的关系究竟如何？如果说爱就是为邻人追求幸福，而公正就是在邻人之间做到公正合理，那么，我们在行动中、在具体境遇中，该如何把两者结合起来？答案是：在基督教道德中，两者合而为一了。……应得的就是爱，只有爱（‘除了爱，我们啥也不欠别人的’）！爱就是公正，公正就是爱。”〔47〕公正即合理分配的爱，是大家对上帝之爱的恩惠的共享。“作为‘人’，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因此，爱之所及是多方面的、多目标的，而不是单向的；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是多边的，而不是单边的。上帝之爱不是一对一的事。……爱用的是连发机关枪，而不是单发步枪！我们永远处于负有复杂责任的社会中，这就是要给予别人一切应得之物。在这种情况下，爱就不能不具有计算、小心、慎重和分配的属性。爱必须考虑一切方面，做一切能做之事。”〔48〕

爱如何达到这种公正合理？弗莱彻尔认为，这是一个如何把握爱之运作的实践问题，基本的是要把握6个要素，这就是：爱“什么”；“为何”要爱；“何时”去爱；爱得“何如”；爱在“何处”；所爱“何人”。此六要素也是爱之运作戒律。

此外，弗莱彻尔认为，爱不仅与公正同一，也与功利主义相容。上帝之爱要求人们必须“开动脑筋”，特别是在面对或陷入良心困境的时候。良心的困境常常不仅是两难困境，而且也是三难或多难困境。境遇伦理学就是要为人们解除困境，以求得最大价值的实现。所以，“由于爱的伦理学认真寻求一种社会政策，爱就要同功利主义结为一体。它从边沁和穆勒那里接过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战略原则”〔49〕。不过弗莱彻尔对功利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他以“上帝之爱”取代“快乐原则”，把功利主义的“幸福”解释为“按上帝的旨意行事”。但这种改变只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的。

最后，弗莱彻尔还特别区分了“道德公正”与“法律公正”。他指出，“公正”（justice）的词根“jus”具有“法律（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权利”、“标准或理想”等多重含义。所以，它不只限于法律意义上的规章和法则，也意味着爱之恩惠的公平分配，具有与爱的普遍多元性